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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度,他同时建议国家对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的保卫工作也应及时跟进。 两个多月前被青海体工一大队停职的汪成荣其实没有心思在家长期等待。原本他还用“这回可算有时间在家帮老婆带孩子”来自嘲——他和原女子中长跑名将孙英杰的儿子一岁半,正需要人全心呵护,但汪成荣人虽在家,心里却无比烦闷。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巨大成就来源于“倾全国之力”的指导方针,而在北京奥运会之后的残奥会同样创造出“历史性突破”:由547人组成的北京残奥会中国代表团总共获得89枚金牌、70枚银牌和52枚铜牌,在奖牌榜上遥遥领先。只不过谁也没有想到,4年之后汪成荣却很可能要因北京残奥会的奖金和自己工作了整整20年的青海体工大队闹上法庭。“上周四中午,体工队通过办公室主任找我,让我上去一趟,我觉得他们没有解决问题的诚意,没去。然后这么多天过去了,他们再没有和我联系过。”今晚汪成荣在电话中告诉记者,“我看有媒体报道说体工队要和我打官司,说心里话不愿走到这一步,但事到如今我也没有什么顾虑了。”汪成荣的家在西宁市区,距离他工作的多巴基地约有30公里。多巴基地在山上,因为高原优势,很多田径项目的国家集训队喜欢去那里训练,人们也习惯把去基地称作“上去”。现在汪成荣不想再“上去”了,除非“给我一个合理的说法。”事情本身其实并不复杂,中国残联去年11月向汪成荣的银行账户上支付了149.91万元的“北京残奥会奖金”,青海体工一大队领导和青海体育局领导认为这笔钱不能完全归汪成荣所有,双方为此产生争执,如今钱还在汪成荣手中,但他与领导之间的关系已经“势成水火”。“我不是很清楚奖金的发放标准,但我很清楚我有3金1银,其中还破了两个世界纪录。据说北京残奥会奖金教练员和运动员一样,一块金牌可能是35万元(以往残奥会冠军奖金为15万元),所以,这很明显是我个人应得的奖金,凭什么要上交体工队再分配?”汪成荣说,“本来我的奖金就是最后一批发的,别的教练奖金9月就到账了,我当时还怕是队里给我领走分了。”由此可见,汪成荣与体工队在奖金到账之前已经建立起互不信任的紧张关系,因此纠纷不可避免。尤其是汪成荣在体工队领导询问奖金确切数额时仍不肯说出实数,这让青海体工队以及其主管单位青海省体育局大为不满。“国家体育总局2008年就有文件《教练员奖金发放原则》,对教练员奖金有明确规定。实际上汪成荣(怕被剥削)的担心是多余的,但他这个态度确实不好。”青海省体育局局长冯建平告诉记者,“实在不行的话,我们要考虑采用法律程序来解决这个事情。”但因这笔近150万元的奖金由中残联而非国家体育总局发放,汪成荣不同意按国际体育总局的《发放原则》来处理奖金,而青海省体育局的《外派体育技术人员生活待遇及其他规定》已经作废,目前,对汪成荣这种情况并无相关规定可依。当初直接与汪成荣交涉的青海体工一大队队长杨海宁今晚并未向记者证实“即将诉诸法律”,他只是简单表示“要听领导安排”。据记者了解,国家体育总局和中残联相关部门将于下周出面协调此事,“没有上法院的必要”。“可能有一方的意思被误解了,在我看来这其实是很简单的一件事,但双方都卡在那里了,这也跟当事人的性格有关。”北京残奥会田径队短、跳项目领队杨祥运不愿再评价此事,但他还是告诉记者,希望此事“尽快、圆满地解决”,“发展到这个地步对汪成荣和(青海)体育局的影响都很不好。”由于中国体育长期奉行的“举国体制”和“奥运战略”已然根深蒂固,体育训练早已不是运动员和教练员的个人行为。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和运动员自主意识的提高,近年来因此而产生的种种纠纷莫不表明旧有体制需要不断修正。“产生纠纷的关键是没有契约,教练员认为是个人所得,奖金应由个人支配。体工队认为奖金不能全部归于个人。”北京社科院体育社会学专家金汕说,“据我所知,国家队对奖金分配有明文规定,但残奥会的相关规定好像并不全面,难免产生‘领导说了算’的情况,要想解决这种问题,现阶段只能靠文件政策。”本报北京3月4日电 本报讯据《法制晚报》报道,4日上午,来自江苏省南京市的全国人大代表、民盟中央委员窦希萍表示,名古屋市长河村隆之关于南京大屠杀的言论是荒谬的,他应该道歉。2月20日,江苏省南京市代表团访日时,日本名古屋市市长河村隆之公然否认南京大屠杀事件。河村隆之此言一出,公众哗然。南京官方三次回应,并在2月21日晚,由南京市人民政府外事办新闻发言人授权南京市委宣传部对外公布:鉴于现任名古屋市市长河村隆之否认南京大屠杀史实,严重伤害了南京人民的感情,南京市暂停与名古屋市政府间的官方交往。对此,我国外交部表示理解和支持南京市的回应。不过,事件发生一周后,尽管南京方面要求河村隆之就其言论道歉,但河村却不以为意。2月27日,他再次重申自己不收回言论,并坚称“日军在南京没有屠杀30万人”。3月初,南京市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宣布,经研究决定,原定由友好协会与日本驻沪总领事馆在3月份共同举办的南京“日本文化周”活动将推迟举行。4日上午,来自南京市的全国人大代表窦希萍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侵华日军制造南京大屠杀的罪行是不争的事实,名古屋市长河村隆之的言论不仅错误,而且是荒谬的。“历史不是由他来说的!我们作为南京市民,对他的言论都感到非常愤怒,河村应该为他的言论向中国人民道歉!”窦希萍代表表示,作为南京市民,坚决支持南京市政府采取的暂停与名古屋市官方来往的举措。 中国联通董事长、全国政协委员常小兵今天和李荣融坐在一起。李荣融,这位国资委的前掌门人是去年才加入全国政协的新委员。他们所在的经济界36组,经常讨论有关垄断的话题,特别是李荣融加入之后。 常和李时不时耳语几句。实际上,后者在国资委的履历令他在这个组格外受关注。许多民企老板的抱怨,总想让作为央企“婆婆”的国资委听到——至少他们想和这位前掌门人探讨几句。 下午讨论时,常小兵和李荣融就被分开了。一位委员径直走向坐在李身边的常,对他说:对不起,你占了我的位置。 对常小兵委员来说,去年最挠头的事件应该包括:11月9日,国家发改委宣布,调查中国电信和中国联通涉嫌宽带接入垄断的问题。 这是2008年《反垄断法》生效以来,国家发改委查处的第一起涉及央企的反垄断案件。当时,有评论称:一个中国最重要的部门拿一个多年被诟病的垄断行业开刀,意味着我国反垄断的提速。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李曙光表示,此次行动至少向垄断企业表明,《反垄断法》并非纸老虎。 发改委对中国电信和中国联通进行调查的内容主要是:在宽带接入及网间结算领域,两公司是否存在利用自身具有的市场支配地位,阻碍和影响其他经营者进入市场等行为。 今天,常小兵对中国青年报记者坦言,发改委发出调查令之后,中国联通进行了积极整改。虽然对究竟是否涉嫌垄断,联通和发改委还有不同的认识,但联通还是按要求进行了整改,比如对宽带的接入进一步规范,加速提升网络设施能力。 “既然被调查了,说明还是有做得不到位的地方。那么大的企业,那么广的服务,谁都不敢说没有问题。”常小兵说。 最近一直有消息说,通讯行业的几大巨头都承诺要进一步提高网速,让消费者享受到应有的服务。这也被业界认为是发改委向联通、电信“举牌”后,垄断行业做出的服务改进。 事实上,国家发改委反价格垄断工作正是从去年开始提速的。最重要的变化是,去年年中,发改委价格监督检查司更名为价格监督检查与反垄断局。对联通和电信的调查,是这个新部门公开查办的第一起案件。 最近的一则新闻,又让公众看到了该局的身影。两会召开前夕,有部门拟出台“电影票优惠价不得低于7折”的规定。据悉,发改委反垄断局短短数天之内便做出反应,向有关部门了解情况。 除该局外,我国还有另外两家反垄断执法机构:商务部反垄断局、国家工商总局反垄断与反不正当竞争执法局。 3家机构的主要职责各有不同:发改委负责依法查处价格垄断行为;商务部负责企业的反垄断审查;工商总局则负责查处垄断协议、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等方面工作。 法律和机构的到位,意味着反垄断工作在提速。但此次全国两会上,代表委员依然对反垄断有更多期待。 迟福林委员提出,反垄断工作分散在三个部门,不容易形成合力。另外,作为反垄断的政府部门,国家发改委等机构与垄断企业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而最好的制度设计是,反垄断的部门应该相对超脱,与企业关系较少。 也有委员建议,除了由行政部门反垄断外,也应该加大司法层面反垄断的力度。律师段祺华委员日前表示,将递交提案,建议完善反垄断司法制度。 对中国联通被国家发改委调查一事,李荣融委员并未多谈。他说,老百姓对垄断企业有这样那样的不满,其实不是坏事,公众提出意见可以促进企业提升。但他也表示,对企业应该正确评价,不管是民企、国企,公众的批评应该是要促进其提升,而不是把它们骂倒。 “光骂不能解决问题。”李荣融说。 本报北京3月4日电 代表委员对自身角色的定位,不同的人有不同理解。比如有“周大炮”美誉的人大代表周洪宇,就提出要成为一只“打鸣的鸡”。 他说,我们民进中央副主席王佐书有个“鸡打鸣”理论。公鸡打鸣不能乱打,打早了打晚了都没用,要打得准。“鸡打鸣”理论很是新颖,既务实又形象,恰如其分地定位了代表委员应有的议政观。周洪宇作为勤奋的“打鸣鸡”,从2003年至2012年提的议案建议达203件,被国家有关部门先后采纳的约占70%。只有深入社会,对现实有深刻务实的洞察,才会提出有针对性和贴近性的议案和建议,“打鸣”才能打得准,而不是提一些空洞、超前、落后、错位、不切实际的建议。当下中国的改革也需要更多坚持不懈的“打鸣鸡”。改革正处于一个深化的关键时期:搁浅的方面,需要推进和重启;绕着走的深水区,需要鼓起勇气深入;走错了方向的,需要纠偏纠错。代表委员们就是要忠于职守不断啼鸣:天亮了,该起床了!不管那些想躺在既得利益上睡懒觉的人多么厌烦这种声音。一遍叫不醒叫两遍三遍无数遍,直到唤醒——就像人大代表韩德云那样,今年已经是连续第七次提“官员财产申报和公开”。打鸣鸡要不厌其烦地告诉那些掌握着决策权的人,不改革,是潜伏着多大危机多么危险的事;那些念歪了经的改革是怎样地劳民伤财误国误民;那些停滞不前的“半吊子”改革给民众带来多少伤害!不平则鸣,宁鸣而死,不默而生。打鸣鸡令人敬仰,却也有些许悲哀。不断打鸣叫唤,功能只止于发出声音——至于别人听不听,接不接受意见,主动权并不掌握在自己手上。其实,我们期待代表委员在参政议政上能扮演更积极主动的角色,不仅要做一个忠心耿耿的“打鸣鸡”,更要做一个忠诚并有牙齿的“看门狗”。“看门狗”的隐喻,很多人都用过。比如引领过好几次审计风暴的国家审计署前审计长李金华称,审计署愿当国家财政的看门狗,守好百姓的血汗钱。也有人说,媒体应该是国家利益、公共利益的“看门狗”。这些比喻都恰如其分。不过我觉得,没有什么比把这个词用在代表委员的角色定位上更恰当了。代表委员受公众委托对政府进行监督,当然应该像看门狗那样忠诚地履行自己的职责,盯着公众利益不受侵犯,盯着公共权力不被滥用,看到侵权行为,不仅要大声叫唤,更要露出法律赋予的锋利牙齿。从这个角度看,政协委员蒋洪就是一个忠诚称职、有牙齿的看门狗。针对居高不下的三公经费,他拍案而起大声疾呼:关键是“上级吃下级一级吃一级”把风气带坏了,要改变就要伤筋动骨,伤筋动骨就要看上面有没有决心。政协委员厉以宁也露出了自己“尖利”的牙齿:改革有风险,不改革有危险,改革若停滞将前功尽弃,中国改革现在最需要的不是第二次南巡谈话,而是大力度的“顶层设计”。还有来自香港的政协委员陈振东,痛批一些国企老总腐败堕落。中国改革也需要这些“看门狗”,鞭挞那些不改革者,约束那些以改革之名行掠夺之实的乱改革,叫停那些与改革初衷南辕北辙的伪改革。“打鸣鸡”可贵,更可贵的是忠诚的“看门狗”。 本报北京3月4日电(记者王鑫昕 (微博) 刘声 叶铁桥 王亦君)全国政协委员尹伟伦去年提交了一份关于增加森林经营管理投入的提案,有关部委的答复让他觉得“质量不够”。“他们说的是‘这个文件写过什么,那个报告说过什么’。但是你的人财物到没到位,政策到没到位,政策落实的钱到没到位,最后产生了什么结果,都应该在答复里有所体现。”尹伟伦说。另一位政协委员也表达了同感。这位曾经在政府部门工作过的委员表示,过去他是管提案答复的,很熟悉提案答复的“三段式”。“每个提案答复要加上三个东西 澳门优悦会官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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